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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曾扩大日军伤亡数10倍,鄂西会战的伤亡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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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曾扩大日军伤亡数10倍,鄂西会战的伤亡情

第三次长沙会战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?

新萄京娱乐场官网 1 都说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取得了一场很大的胜利,但事实是,在伤亡人数上,中国其实比日军多了很多。长期以来,关于日军在此战中的伤亡人数其实一直被夸大了不少,从比较准确的数据看来,这场战争的胜负实在很难讲。 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(1941年12月23日–1942年1月6日)的战果,由国军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将军主持发布的战斗要报称:“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,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。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。其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之官兵,则尚不在此数之内。生俘敌松野荣吉炮兵大尉以下官兵一百三十九员名,军马二百六十八匹。” 而《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:长沙作战》所载日方统计数据则为:国军遗弃尸体28612具,被俘1065人;日军战死1591人,战伤4412人,死伤战马1766匹。也就是说,日军伤亡仅6000余人而已。澳门葡京娱乐,新萄京娱乐场官网, 对此,蒋纬国将军主编的国军战史《抗日御侮》第八卷记载为:“会战结束,据日军战报记载:人员战死1591人,战伤4412人;马匹战死1120匹,战伤646匹。国军战报记载,敌伤亡万人以上,俘139人;虏获步骑枪1138枝,机枪115挺,炮11门,手枪26枝,掷弹筒20具,无线电具9架。其余军品甚多。” 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1942年2月25日日记中记述道:“会报时,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,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,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,倭寇死伤五万余,在场诸人均笑斥之,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。各处作战报告,本多有不确实处,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。”(《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》上册)可见,薛岳将军明显是把本应该对外宣传的内容当做真实战情上报了。 与此同时,作为薛岳将军好友的张发奎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曾揭露道:“为了宣传目的,敌人每撤退一次,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。中央对此十分了解,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”。并指出:“三次所谓长沙大捷(一九三九年秋,一九四一年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)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。敌军志不在长沙,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,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。”(《蒋介石与我——张发奎上将回忆录》)所以,当日军真的以长沙为攻占目标时(1944年的1号作战,即第四次长沙会战,又称长衡会战),仅用了一天一夜时间就攻占了长沙,被击溃的国军主力仓皇溃逃,导致衡阳守军孤军无援,苦战四十余天之后被迫举白旗投降。

北大教授撰文:蒋介石曾扩大日军伤亡数10倍

新萄京娱乐场官网 2鄂西会战 鄂西会战中,国军与日军互有伤亡。此战激烈,名垂青史。那么双方的伤亡情况究竟如何呢? 日军方面 战后日军的战报中,声称会战期间日军共战死1025人,战伤3636人;被打死军马499匹,打伤280匹。 国军方面 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外宣称日军被消灭25,830人,自身伤亡仅1万多人,取得了空前的大捷。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更是热情洋溢的说:“敌第39师团、第13师团主力,及第3师团、第34师团、第58师团一部,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。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亲至宜昌指挥,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,威胁恩、巴之企图。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,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,明示石碑要塞乃中国之史达林格勒,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……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,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,待敌陷入我之圈内,将其全部歼灭,故八斗冲、大小朱家坪、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,屡次进犯之敌,均无一生还。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,几全部被我消灭,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,亦被我消灭大半……所获战利品,亦堆积如丘……,此次进犯之敌,总兵力约达十万之众……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无言凯旋,战马无辜牺牲于战场者亦达三千余匹。” 有一种说法是:到了1988年,台湾国防部、史政编译局突然改口,承认第6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550人,负伤18295人,失踪7270人,俘虏日军88人;日军死伤3500余人。但台湾国防研究院和蒋纬国都否认了上述国军野战军被击破的说法,这个“人马伤亡五千众”,是依据日军资料而来,且其并未公布国军战报。 另外一种说法是: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在《从运用档案、回忆录想到的》一文中提到:“1943年5月……下旬,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。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,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……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,其余均后撤到茅坪、野山关一线,组织新的抵抗。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,向军长方天报告……”。这种说法是在偷换概念,国军防守石牌的是第11师,不是18师。18师撤不撤,与坚守石牌的第11师没有任何关联。 1943年6月15日,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重庆拍发了一封密电:“……是役敌伤亡约3万,死尸累累可数,伤毙骡马3千余头……我伤亡自滨湖作战至鄂西会战约4万余人……”由此可以明显看出,出于宣传需要,事后军令部对外公布的战报缩小了伤亡数字。战后中宣部接待前线记者时,长官部虽表态能从三斗坪调2名俘虏与记者见面,但最后一名俘虏都没有拿出。

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(1941年12月23日–1942年1月6日)的战果,由国军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将军主持发布的战斗要报称:“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,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。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。其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之官兵,则尚不在此数之内。生俘敌松野荣吉炮兵大尉以下官兵一百三十九员名,军马二百六十八匹。”
而《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:长沙作战》所载日方统计数据则为:国军遗弃尸体28612具,被俘1065人;日军战死1591人,战伤4412人,死伤战马1766匹。也就是说,日军伤亡仅6000余人而已。
对此,蒋纬国将军主编的国军战史《抗日御侮》第八卷记载为:“会战结束,据日军战报记载:人员战死1591人,战伤4412人;马匹战死1120匹,战伤646匹。国军战报记载,敌伤亡万人以上,俘139人;虏获步骑枪1138枝,机枪115挺,炮11门,手枪26枝,掷弹筒20具,无线电具9架。其余军品甚多。”
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1942年2月25日日记中记述道:“会报时,主席(注:指蒋介石)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,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,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,倭寇死伤五万余,在场诸人均笑斥之,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。各处作战报告,本多有不确实处,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。”(《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》上册)可见,薛岳将军明显是把本应该对外宣传的内容当做真实战情上报了。
与此同时,作为薛岳将军好友的张发奎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曾揭露道:“为了宣传目的,敌人每撤退一次,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。中央对此十分了解,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”。并指出:“三次所谓长沙大捷(一九三九年秋,一九四一年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)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。敌军志不在长沙,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,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。”(《蒋介石与我——张发奎上将回忆录》)所以,当日军真的以长沙为攻占目标时(1944年的1号作战,即第四次长沙会战,又称长衡会战),仅用了一天一夜时间就攻占了长沙,被击溃的国军主力仓皇溃逃,导致衡阳守军孤军无援,苦战四十余天之后被迫举白旗投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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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笑独行摘编自知乎匿名网友对“为什么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的统计中日之间如此悬殊”一问题的回答,知乎2016年9月21日发布)

抗战史研究是国内学界的薄弱环节。原因在于,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、虚报战绩、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,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。最近,学者王奇生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。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,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,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/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。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,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、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。三部日记中,两部是手稿影印本,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,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。与其他“局外”史料不同的是,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,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。

张发奎说,“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;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,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。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。”

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,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:

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:淞沪会战、武汉会战、桂柳会战。可以说,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,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;但在战术上,我们失败了。说句真话,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,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,还多次重创了敌军。在整个抗战中,我们一直采取守势。

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坦承:“为了宣传目的,敌人每撤退一次,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。中央对此十分了解,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”;所谓粤北大捷、收复南宁,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。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,但仍忍不住指出:“三次所谓长沙大捷(一九三九年秋,一九四一年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)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。敌军志不在长沙,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,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。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: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;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,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。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。”

张发奎的说法,在徐永昌、何成濬、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、更细致的印证。虚报战绩、夸大宣传,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。抗战时期,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。如敌人攻占某地后,有时无意长期占据,会主动撤出。每当遇此,前方将领均会以“大捷”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。中央虽明知内情,也往往认可。抗战时期的很多“大捷”大体如此。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的何成濬,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。

蒋介石有意“缩减”国军伤亡

蒋介石高估日军伤亡人数,“缩减”国军损失。

与何成濬相比,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。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。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,在日记中多有记载。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,对敌我伤亡人数,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。

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,如毙敌人数有“三万几千”和“四万一千”之说,俘敌人数有“八千几”与“二百四十七”之说。到10月25日,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:

一、湘北战之序幕,敌人扫荡大雪山时,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,完全子虚,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。

二、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,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。三、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,枪许有几支,余可想矣。

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,大为感慨:“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,可谓达于极点。” 然而,第三次长沙会战时,薛岳故技重演。而这次徐永昌似乎对薛岳所报战绩信而不疑。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:

第九战区报告,第三次长沙会战,各部实报俘获统计如下:中队长以下一百三十九名,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,轻机枪一百零二挺,重机枪十三挺,山炮十一门。我军真正胜仗,第一次台儿庄,第二次昆仑关,第三次即为此次长沙会战,其俘获尤属空前。

而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有不同的描述:

会报时,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,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,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,倭寇死伤五万余,在场诸人均笑斥之,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。各处作战报告,本多有不确实处,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。

不仅前方高级指挥官“宣传太过”,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很重视战争中的宣传。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,常以10倍去估算,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,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。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,蒋则推断国军死亡“并不过千,损失必不甚大”。

英美称国民党宣传太过

由于国军的宣传,日方撤出时有意不对外宣告,以免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。

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,英国方面认为“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,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,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,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。”

美国方面同样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“不实”颇多訾议……如此宣传之结果,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毋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,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。……故中国每日夸张胜利,对于美国人民仅能产生恰然相反之效果。”

日军方面深知,他们每次撤退时,都会被中国方面宣传为“大捷”,故有时攻占某城而又无意长期占据时,有意不对外宣告,以免撤出时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。

美国学者易劳逸拿欧洲战场的情形相比较:“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,它在与一个在组织、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,与法国(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)和英国(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)比较起来,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。”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,却无意否认国军坚持八年抗战的伟大业绩。

□王奇生(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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